外国法查证制度与识别、反致、公共秩序保留等冲突法上的其他制度一样，共同保障法律适用的独立性和正当性。
他们主张从伊斯兰传统中寻求宪法的资源，以古老的伊斯兰教国家作为管理模式来构建现代的宪法。他还认为，沙里亚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人们必须忠实地奉行。
阿萨德在设计政府模式时特别关心有关国家各机构的性质及其权力的宪法问题。这些原则和机制涉及政府权力的分配及其行使方式。首先"宪章"宣布乌玛是以单一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家的宪法中还明确规定，一切与伊斯兰教的原则和精神相悖的法律都无效，这两个国家还为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审查现行法律是否与伊斯兰法相一致。上述这些动荡主要是政治动荡引起的，而政治动荡又往往与宗教与世俗以及不同宗教派别的观念冲突相关联。
最初，某些改革者试图将取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和制度与伊斯兰传统协调起来，在传统的基础上构建现代伊斯兰教国家和法律制度，但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标。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即便面对残暴的哈里发臣民也不得反抗。此种高效、低成本的自我规制形式是传统的政府规制难以替代的。
综上，在分享经济规制领域适用辅助性原则不仅可行且必要。满分为5分，如果评分低于4.7分，则不能享受任何补贴、冲单加奖等奖励活动。爱彼迎平台中的供给方在APP上以照片、文案等形式公布所出租房源的具体信息，可使消费者充分知晓房屋的相关情况，降低交易成本及风险。从西方国家由弱规制到强规制再转至放松规制的规制发展过程看，规制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动态过程，需因时制宜。
积极面向又称要求干预的面向，强调下位组织不能独自解决问题时，上位组织有义务进行干预，但此种干预并非毫无限制，而需严格控制在下位组织不能解决问题的范围内。例如，滴滴、优步等平台将网约车的行车路径公布至APP可以消除司机绕路等不当行为，司机实名信息的认证与公开可以降低犯罪发生的概率，明确公布行程价格可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另外，对用户实名信息的掌握亦可保障司机的安全。
[8]可见，对分享经济新业态的过度规制是多国政府的通病。各地方政府可根据城市特点、公众出行需求，研究建立与城市空间承载能力、停放设施资源、公众出行需求等相适应的车辆投放机制，并监督企业的落实情况。对于投诉量大的供给方，平台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进行规制等。因此，辅助性原则在分享经济规制的适用具备必要性。
因此，要解决此问题，政府必须介入，引导企业有序投放车辆。在辅助性原则的价值指引下，中央与地方的规制权限应当合理配置，既确保中央规制政策的统领地位与引导作用，又赋予地方具体规制措施的自主空间与创新能力，同时有效监督地方差异化规制措施的合法性。笔者尝试通过辅助性原则第二层意涵的运用，在此方面作一些理论层面的推进。（二）传统规制弊端显现 政府规制的正当性依据在于消除垄断、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问题，保护公共利益等，但并非所有社会问题都适合政府规制，也并非所有的规制手段均能实现以上目标。
将政府直接规制的触角限定至平台企业为止。到20世纪70年代初，经过德国宪法学者彼得斯进一步诠释，辅助性原则开始成为学界通说。
[41]原因是消费者相信政府规制介入后其合法权益会得到保障，声誉评价的作用就下降了。同时其发展带来的诸多负产品亦最先在地方呈现，因而当地政府势必对分享经济业态有更清晰的认识，对分享经济的规制更有发言权，更能迅速作出妥当应对，以实现在消除分享经济业态中诸多乱象的同时，保障其又好又快发展。
辅助性原则滥觞于德国，是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在反思福利行政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理论原则，起初系私人自由优先的代名词，[18]旨在解决福利行政中私人和国家的职权分配问题。[27] 参见杨涛、王明生：《论辅助原则与自主自治的理论要旨》，《江海学刊》2013年第4期，第115-121页。[33]从本质上讲，法律等社会规范本身就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博弈、妥协的结果，我国的法律或政策制定中虽未明言采用利益衡量，但事实上亦是如此制定与适用。平台依赖性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用户低水平的价格谈判能力客观上难以阻止平台及供给方哄抬物价的行为，使得消费者权益不能保障。鉴于分享经济形态的多元化，为针对不同分享经济模式提供类型化、有针对性的规制策略，笔者拟按本文开头的分类方式，将分享经济分为两类，即平台类与直供类分享经济模式分别讨论，以便对症下药。[39]因此，善用以下两种自我规制手段对实现分享经济的良好规制有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拟运用辅助性原则这一理论工具，厘清谁来规制、如何规制的问题，并在具体规制措施制定时对分享经济作类型化的规制策略研究，既能避免过于原则性的泛泛论谈，又有对网约车、民宿短租等具体问题的理论归纳，有效回应日新月异的分享经济业态的规制策略需求。[20] 参见前引19，刘莘、张迎涛书，第10-12页。
[46]如果分享经济下的新兴企业还需遵守与传统行业相同的规则，那么产业创新便无立锥之地了。法国于2003年3月28日颁布的宪法性法律——《关于共和国的地方分权结构》第72条规定：地方行政区拥有作出在当地可能得到贯彻的决定的全部职权，将辅助性原则概念宪法化，进一步贯彻了该原则。
例如，为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负外部性问题，上海杨浦区政府不再以购置公共自行车方式投入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而是以第三方购买服务的形式，聘用人员在出行高峰期对共享单车进行投放和整理。此外，打车难现象再度出现，在高峰时段，网约车的价格甚至远高于传统出租车的运营价格。
已有学者指出，部分市场主体甚至希望政府规制，利用自身资金及影响力左右政府决策，在规制中坐收渔利。2016年1月实施的《反恐怖主义法》亦要求电信、互联网、金融、住宿、长途客运、机动车租赁等业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查验客户身份等。加上最低排量限制导致运营成本增加等因素，网约车新政实施一年间，打车难又卷土重来。消费者与供给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与平台企业无直接法律上的联系。
辅助性原则的积极面向决定了上级或中央政府主动介入的正当性。因此，考虑到以上弊端及我国行政体制与规制环境的特殊性，我们在适用辅助性原则解决分享经济规制的权限分配问题时，需要同时考虑到辅助性原则的积极面向，在肯定各地方政府积极性、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允许中央政府介入，强调其统领地位与引导作用。
因此，其中可能出现的经营者集中或垄断情形就需要《反垄断法》等行政法律规范进行规制，但监管规则及方式等仍可适用传统的规制模式。[2]诸如网约车、共享单车、民宿短租等许多新产业的兴起，促进了社会闲置资源的再利用，也拓宽了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平台类分享经济的规制可适用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供给方的模式，直供类分享经济的规制应当以消除负外部性为核心任务。（二）辅助性原则在我国的适用空间 作为一个理论舶来品，在将辅助性原则适用于分享经济规制领域之前，需要先讨论其与我国体制是否兼容的问题
因此反推，对于轻微的、及时纠正并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因其并未对国家机能、行政效益及社会大众带来不利益的效果，那么不予处罚也就因此被赋予了正当化的事由。[29]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3]苏知行终字第0004号）。[28] 章剑生：《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责任：在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38]所谓免予处罚，指的是某一行为具有违法行，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但由于存在法定事由而免予行政处罚。
如第149条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5] 参见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而争议的焦点在于该规定究竟是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亦或是论处与不论处的界限。因此，实践中对于某个违法行为能否适用27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就整个行为过程、结合三项要件综合进行分析和判断。
[10] 这也是行政处罚与刑罚背后基理的主要差别之一。[28]在江苏祥和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 祥和泰公司的商标侵权行为客观上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
